因此，假若未能明确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权限范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旧有可能以此类决定规定法律保留事项，那么《立法法》所确立的法律保留原则将沦为具文。

立法法通过确立规制事项的方式对每个层次的行政法典的功能等作了规定，[15]我们注意到，有些层次的行政法典则所规制的事项乃至于调控方式都是非常具体的，例如部委政府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此而论，我国行政法中的行为规范绝大多数都出自行政系统，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四，短行文的总则与长行文的总则。而法治思维则是围绕法律逻辑而展开的思维。所以，有关21世纪是行政法的世纪并不存在偏见或门户之见。而总则中的乱象非常生动和具体的体现了这一点。对审核不予通过的，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者。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即法律的指导思想与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有区别的。总则部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适当的处理这种相邻关系。第二，在这两个由此结构中指出了相应宪法最重要的立法规则。

人们不仅可以为(x) ( Vx ∧ Sx ∧ Wx →OBx )中的x放入个别的整部宪法，而且可以放入个别的宪法规范。因此，人们能够既坚持基础规范的想法，同时又反对法与道德在概念上的分离。授权这个本质性命题在罗伯特·瓦尔特（Robert Walter）于1964年宣读的论文《宪法的功能》中得到了确认。他在那里谈到，基础规范发生改变意指什么： 随着新宪法变得有实效，基础规范，也就是那个预设——在它之下，制宪的事实构成以及按照宪法被设定的事实构成能够被解释为创设法规范的事实构成和适用法规范的事实构成——也发生了改变。

[46]在凯尔森看来,这个规范既不是实证法规范，也不是道德规范，而是一个纯粹思想中的规范。重要的仅仅是，凯尔森在1928年以实质意义的宪法这个不太运气[35]归类的表达指称的东西，也即处于实证法最高层级的创设规范的规范，是他的宪法概念的实质。

但是，处于实证法上最高层级、规定一般规范创设的规范不过是被凯尔森称为实质意义上的宪法的东西。如果为了成为康德意义上的图示这个属性，使与特定对象的具体联系成为决定性的，那么，在（3）中表达的具体的基础规范的归类实际上不可避免的成为图示。[30] 同上注，第229-230页。[66] 对此参见注57中的基础规范的形式化。

在凯尔森这里就存在这种危险，因为两种变形他都用到了。因此，第二个维度涉及这个事实由此——它满足了前置句中包含证立效力规范的预设——成为法创设的事实。所有这些不符合（3）中表达的与宪法的个别性联系，但很符合由（1）表达的抽象的基础规范。这里，他指的是宪法的本质，或者——更特定的说——宪法-特征。

范畴问题只有在为了将它与标准逻辑问题区分时才被提及。它存在于推翻绝对君主制、建立议会制共和国的历史事件中。

但是，这些规则体系的核心是由一个或多个授权规范组成的。对此，参见京特?帕奇希（Günther Patzig）：可怕的抽象化——20年代之德国对希腊哲学的非理性化解释（?Fuchtbare Abstraktionen. Zur irrationalistischen Interpretation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im Deutschland der 20er Jahre），载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自由主义的危机》（Die Krise des Liberalismus zwischen den Weltkriegen）, 鲁道夫?冯?塔登（Rudolf von Thadden），G?ttingen，1978年，第 201页以下。

这里只有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能判断一个宪法的好坏，人们必须有一个具体的宪法概念，然而，在抽象的形式宪法概念和实质的宪法概念那里主要也是判定，当一个宪法存在时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在凯尔森的著作中，宪法具有核心作用。它有不同的变形，其中，有两个变形在这里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在这个应用程序中，什么发挥图示的作用的问题转化为基础规范的演绎推理的哪句话表达了图示的问题。在这里，实质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在一个明确的定义中被清楚地限定为规定规范创设的规范： 这里，宪法是在实质意义上理解的，也就是，通过这个词来理解规定一般法规范创设的实证规范。凯尔森对绝对君主制转变为议会制共和国的这部分表述讨论的是旧宪法，下面的事实陈述是第二个前提： （2）君主制宪法虽然曾被创设，但不再有实效。

在这里，创设要素（S）存在于习惯中表达的建立习惯的个人意志行为（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第二版（前注2），第231页）。[9] 这里，形式性既不在于程序特征，也不在于非本质特征，而在于，在抽象的—普遍的特征那里涉及的是规范的结构，而非内容。

他不仅谈到如何通过历史的考量达致这个概念，以及这个概念建构立基于几百年的旧的历史传统，[11]而且将该传统的产物与自己的定义——根据他的定义，实质意义上的宪法由涉及最高的规范制定机关的法规范构成——相对比。[49] 关于这种区分，参见罗伯特?阿列克西：《概念与效力》（前注6），第170页以下。

反之，如果基础规范的前置句中存在定义制宪事实构成——个别事实涵摄于该事实构成之下——的谓项，情况就不同了。凯尔森接着说，基础规范取决于实质（Material）——将这个实质统一解释为法是基础规范特有的功能，在这里是独裁者，在那里是人民被基础规范作为最高的、创设规范的机关。

在不引入道德应然的情况下，如果要从这个实然得到应然，则必须预设基础规范。它要求，不仅将（1）中包含的三个谓项理解为普遍的，而且将其理解为感性的形式的和纯粹的条件——即对（普遍）可感觉的东西（感性的、但实际上还没经验到，因此是纯粹的）的形式特征的称呼，这些在运用中限制作为范畴（知性概念）的应然（A版第140页，B版第179页）。[10] 汉斯?凯尔森：《一般国家学》（Allgemeine Staatslehre），Berlin，1925年[以下简称：一般国家学]，第252页。在上面所引的凯尔森的表述中，正如已提到的，出现了两种事实构成：制宪的事实构成和依宪法创设的事实构成。

在这里，纯粹性不应排除图示包含某些感性的东西。它没有规定如何实现实质性的这四个维度，因此，它对诸如独裁的一党国家和民主的多党国家等不同现象保持开放。

[7]形式的合宪性以遵守权限、程序和形式等规定为前提条件。这种可能性表达了形式的/实质的二分的多义性。

但是，正如已表明的，它有一个对象，也即对规范创设的授权。对此参见斯坦利?L ?鲍尔森（Stanley L. Paulson）：论汉斯?凯尔森在形成奥地利宪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对违宪审查的辩护（On Hans Kelsen's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Austrian Constitution and his Defense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载《作为理性的合理性？——奥利斯?阿尔尼诺纪念文集》（The Reasonable as Rational? Festschrift für Aulis Aarnio），维尔纳?克拉维茨（Werner Krawietz）、罗伯特?S?萨默斯（Robert S. Summers）、奥塔?魏因贝格尔（Ota Weinberger）、格奥尔格?亨里克?冯?赖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 Berlin，2000年, 第391-392页。

体系的规范性赋予与个别的或特别的规范性赋予不同（参见罗伯特?阿列克西：汉斯?凯尔森的相对先天的概念（前注47），第192页以下）。总结一下，可以得到两个命题：第一，宪法的本质在于对立法的规定。二、基础规范的抽象性 先验逻辑或法逻辑意义上的宪法是基础规范。基础规范将什么转化为客观的应然？这个问题看起来太简单了，以至于几乎不值得提出。

如果个别的规范创设在没有实证法的授权规范在中间连接，而直接由基础规范赋予法创设的意义，它就开始了。混乱在《纯粹法理论》第一版中就产生了。

因此，为什么凯尔森的基础规范首先被称为宪法，其次被称为法逻辑的或先验-逻辑的宪法就很清楚了。这两个命题会引发内容空洞的批评。

[33] 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第二版（前注2），第229页。这是凯尔森著作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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